【乔玉林】（1909.4~1985.5）原名乔德书，化名陈山林，1909年4月生于河南省正阳县兰青乡胡堂村乔庄的一个地主家庭。1945年8月参加革命，1948年l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豫鄂边区枣阳专区副专员、湖北省麻城县副县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处长、民事庭长、广东省政法干部学校教研窒主任、行政处长，副厅级顾问等职。

乔玉林7岁时在本地胡堂初级小学就读，12岁考上了正阳县私立绍民小学高年级。1924年暑期，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开封河南省立第二中学。后因开封时局紧张，于1927年5月返乡，参加了以共产党为骨干的国民党正阳县党部举办的自治训练班，曾聆听共产党人孔剑舞、余子静关于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演讲和报告，受到了革命的启迪。两个月后，乔玉林又去开封二中上学。当他读到高中二年级时，因父亲病故，家庭无力供给学费，只好辍学回乡。1929年2月，冯玉祥将军主豫，为了培训农村人才，在开封办了一所“河南农村组织训练处”，免费招收学员，乔玉林投考被录取，学习一年毕业。1930年2月，乔玉林考入开封河南省立水利工程学校，在该校学习一年半，又考入“河南省地方行政人员培训所”建设局长班，3个月后结业考试时，他得了第二名。但在那个世道，任用人员不凭学习优劣，只凭有靠山，成绩差的当上了局长，而乔玉林却被任命为技术员，先后在确山、汝南建设局干了一年多。1932年冬，设立在武汉的鄂豫皖赣4省农村合作指导员训练所招收学员，乔玉林怀着致力农村合作事业的夙愿欣然向该所报考，录取后受训半年，他和全体学员奉命赴江西省星子县国民党行营政训所进行复训，后被分配到国民党陆军第九师任见习官，继又转到国民党陆军第一四○师任中尉训练员。由于这种工作与乔玉林的志向不符，他多次恳求获准长期休假，于l936年10月回到正阳老家。

乔玉林回到正阳后，仍想从事农村合作事业。1937年春，硬被正阳县长王公荣（乔在开封的同学）拉到正阳县联保人员训练所担任事务主任和训练股长，并兼任《正阳日报》编辑、县立师范和私立慎阳中学的教员、教官等职。从此，乔玉林的生话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我国的大片领土。1938年秋，潢川、罗山、信阳相继沦陷。在此情况下，正阳城东王牌寺和淮河以北沿岸的潘店、皮店、朱店、大林、涂店一带的土匪趁火打劫，汉奸蠢蠢欲动。当时，正阳皮店唯一的一个河南大学毕业生、河南省立第六中学教员裴润亭及其儿子惨遭杀害。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正阳县一些富有爱国思想的进步师生为了动员群众，宣传抗日，武装自卫，在正阳县长刘万斯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近百人的政治工作大队，工作队成员大部分是地下党团员和进步人士。县长刘万斯兼任大队长，乔玉林任大队副兼一中队长，共产党员裴晓明为秘书兼二中队长。县长刘万斯公务繁忙，实际由乔玉林负责。政工大队成立后，经过短期集训，由乔玉林率领到王牌、皮店、大林等地，一面宣传抗日，发动群众，一面清剿汉奸、土匪。经过3个月的斗争，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先后将几个罪大恶极的匪首就地正法，维护了社会安定，巩固了淮河沿岸的防务。1939年春，正阳县以政工大队为基础成立了武装自卫队，县长刘万斯任命乔玉林为自卫队第四区队长。1940年武装自卫队扩编为抗日自卫第一大队，乔玉林被任命为大队长。这年秋天，正阳县熊寨区民团团长李应超，在胡冲店、江店一带胁迫民众带枪100多条，欲投淮南皇协军余得合。时任梁庙联保主任的地下共产党员李卓英将此事告知乔玉林后，乔即带队在陡沟的谢庙截击，将其人枪全部截回正阳县，县长刘万斯（与我党有联系）下令枪决了李应超，为正阳人民除了一大害。1941年秋，乔玉林带领县抗日自卫大队长300人枪，在淮河北岸多次狙击日伪军。在陡沟的代湾歼灭了罗山日伪军谢高升中队，缴枪数十支。又在城南柏树林狙击从罗山窜扰正阳城的日军，掩护城内群众从北门撤退。后在王牌寺又与日军骑兵奋战一场，因寡不敌众而被迫转移。这年冬，日军1000多人分兵3路从信阳、罗山向正阳县进犯，来势凶猛。为了掩护城内群众安全转移，乔玉林带领抗日自卫大队在城南10里处布阵，坚持两小时之久，争取了时间，掩护了群众。1942年，乔玉林被提升为县国民兵预备总队队副兼任抗日自卫大队第一大队长和预备总队第二大队长。乔玉林带领武装活动在淮河以北的潘店、皮店、大林、朱店和陡沟一带，一面清剿土匪，一面抗击向正阳窜犯的日军。某夜，匪首焦豁子从淮南带领一股匪徒摸到小集一带抢劫群众财物，乔玉林得知后，当即指挥潘店、皮店两处的部队迅速出击，将匪徒一网打尽，匪首焦豁子被生擒。1943年夏，日军千人由信阳向陡沟进犯，在日军占据陡沟的第三个夜晚，乔玉林组织20余人的突击队前往袭扰，日军惧遭不测，第二天就撤退了。

乔玉林的抗日爱国行动，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却遭到正阳县国民党反动当局和特务分子的忌恨。国民党正阳县党部书记长、CC特务头子高贺斋，怀疑乔玉林在正阳地区带领地方武装进行的抗日活动是共产党所指使，就与驻安徽临泉的党政总队长、少将特务周麟祥及其胞弟周麟阁密谋策划，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乔玉林，要挟挺进军总指挥部逮捕乔玉林，终因查无实据和慑于乔玉林率领有武装而未敢轻举妄动。

1944年5月，日军打通平汉线，正阳、确山、汝南等县相继沦陷。6月，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决定新四军第五师沿平汉线两侧向淮北挺进。8月初，新四军第五师豫南游击兵团淮南支队挺进淮北。国民党豫南挺进军总指挥部为了阻止新四军北上，令驻守在胡冲店一带的乔玉林部、国民党豫南挺进军第十三纵队程道荣部与新四军对垒，并派正阳国民兵团副团长金宇栋和大队副吴智府等人前往胡冲店坐镇监督。新四军五师豫南游击兵团指挥长黄霖得知这一消息，就在金宇栋到达胡冲店的当天(8月29日)指挥豫南游击兵团千余人，出其不意地包围了驻胡冲店的正阳县国民兵团，战斗打响后，乔玉林带领的县大队虽是国民兵团的主力，但却没有坚决抵抗，一个分队开西门起义，其余各中队不战自退，事前联系好的程道荣部，虽距胡冲店七八里，但按兵不动，致使金宇栋等500多名官兵被俘。为此国民党特务更加变本加厉地告发乔玉林私通共产党，控告乔“里通新四军”、“假打仗”，说“副团长、大队副都被新四军俘虏了，乔玉林为何安然无恙？”多次胁迫正阳县长逮捕乔玉林，正阳县政府要抓他，豫南挺进军总指挥部要扣押他，临泉党政分会要活埋他，他被迫逃到豫南挺进军十三纵队司令部（在陡沟），受到有多年联防关系的司令程道荣的热情接待，并奉乔为高参。

程道荣，号耀德，河南平舆县人，青年时代曾在国民党西北军吉鸿昌部任营长，1937年到延安“抗大”学习，后到正阳组织武装。由于他多年的戎马生活，交游甚广，几年时间将队伍扩充到5千多人，还建立了兵工厂、烟厂和被服厂，后被国民党豫南挺进军总指挥张轸编为第十三纵队，委任程道荣为少将司令。因程和共产党有联系，加之对汤恩伯和张轸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流露过不满情绪，汤、张二人对程道荣很不放心，遂派心腹任程部的副司令和参谋长，以控制程道荣。程对此非常恼火。尤其是乔玉林被程道荣保护起来后，国民党特务指控程道荣私通新四军，更激起了程道荣的无比愤慨。面对困境，程道荣预感到自己面临着极大危险，急需另找出路。程道荣和乔玉林多次密谈，分析当时的形势和部队的前途，认为：国民党黑暗腐朽，特务横行，不可能维持长久，汪精卫出卖祖国，为虎作伥，天怒人怨，绝没有好下场，共产党、新四军朝气蓬勃，英勇抗战，深为民众所拥戴。在我党多次秘密帮助下，程、乔二人都认识到：要想为人民办点事，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他们毅然决定率部起义，参加新四军。程、乔定下起义的决心后，立即派人到新四军第五师进行联络，要求新四军派领导干部到程部共商起义大计。新四军第五师决定由民运部副部长娄光琦具体负责，先后派豫南工委统战部部长齐光，豫南军分区司令部秘书李华轩，豫南军政干校教育长徐达三前往程部密商起义之事。为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程、乔共同研究决定，首先将汤、张安插在部队内的副司令和参谋长调出，将思想反动的支队长调往后方管理工厂，单独成立火器分队，由程的胞弟程道德任分队长，把全纵队的轻重机枪、追击炮等轻重武器集中起来统一使用，专门成立干训大队，由乔玉林任大队长，负责训练排长以上军官。为了便于行动，把部队由正阳东面的汝南埠、岳城等地移防到正阳城南的铜钟、陡沟一带，向新四军靠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1945年8月下旬，程道荣派乔玉林为代表同新四军第五师副政委兼河南工委书记任质斌、行署专员娄光琦等人会谈，共同拟定了起义通电的文稿和起义时间、地点等问题。随后，程道荣以到明港接受日本投降为由，率领全部武装向新四军五师腹地确山孤山冲开进。与此同时，乔玉林领着任质斌率领的五师十三旅三十八团，中共汝正确县委书记刘绍武带领县总队和5千民夫到同中、陡沟一带迎接程部家属、后勤人员，协助搬迁兵工厂、烟厂和弹药库。8月31日，程道荣、乔玉林联名正式通电全国，宣布起义，参加新四军第五师。程道荣率部起义后，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在湖北省应山县浆溪店召开欢迎大会，豫鄂边区党委书记郑位三致欢迎词，任质斌代表豫鄂边区党委、行政公署和新四军第五师表示祝贺。程道荣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讲了起义的原因和今后的决心，最后说：“在整个起义过程中，全靠乔玉林的帮助。”任质斌传达了五师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任命程道荣为新四军第五师河南独立旅旅长，乔玉林为枣阳专区副专员。从此，乔玉林走上了革命道路，掀开了生命史上崭新的一页。

1946年6月，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调集30万大军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挑起了内战。中原解放军为了牵制蒋介石在各个战场的兵力，决定于6月26日分路突围。乔玉林奉命从宣化店跟随王震所率领的三五九旅突围，到达陕南。乔玉林因身体有病，难以随队行动，经组织批准，让他化装离队奔赴延安。乔玉林在奔赴延安的途中，通过敌人的重重关卡，打过短工，卖过墨笔，当过叫花子，历尽艰苦，终于在1947年2月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受到了李先念同志的亲切接见。

乔玉林到了延安之后，参加了中共中央在王家坪举办的中原干部集训班，聆听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报告，受到深刻的教育。1947年3月，中央命令在延安的中原军政人员由五师师长李先念、政委郑位三率领向晋东南进发。当时乔玉林带领一个30多人的家属和儿童分队，于5月底抵达晋东南，荣获行军优胜红旗奖。

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率领下，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时，乔玉林被编入干部大队，在河北邯郸和山东阳谷参加短期训练后，随刘邓大军南下，8月下旬到达大别山。在大别山区，乔玉林积极参加开辟和扩大解放区的斗争，先后担任麻东县木子店乡长（这时乔玉林改名陈山林）、一区区长和罗麻中心县委武装教导队中队长等职，组织领导打土豪、分田地、清匪反霸，粉碎敌人的扫荡等一系列斗争和“三查三整”运动。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乔玉林立场坚定，对党忠诚，思想进步很快。1948年11月17日，经麻东县县长丁连三和区委书记吴德简介绍，中共鄂豫军区党委批准，发展乔玉林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同时任命乔玉林为湖北省麻城县副县长，负责筹集粮草，支援大军南下。1949年8月25日，乔玉林经湖北省委组织部批准，转为正式党员。乔玉林在大别山区一直坚持到斗争的最后胜利，并和其他坚持在大别山斗争的同志一起，受到中共中央的通报嘉奖。1949年9月，乔玉林奉命参加南下干部工作队，由武汉经江西，随军到达广州。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乔玉林被派到广州市军管会司法组当军代表，住进了没收的官僚资本家的一座“洋楼”，房子里留有许多高档家具，乔玉林将这些家具登记编号，送给了军管会。

1950年至1959年6月，乔玉林先后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处长、民事庭长。1959年7月，调任广东省政法干部学校教研室主任。任职期间，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贯彻党的政法工作方针，为社会主义法制和政法教育事业做了大量工作，被评为省直机关的优秀工作者。

1960年10月，乔玉林响应党的号召，主动要求参加省委赴合浦地区整风整社工作团，兼任党委书记。当时生活条件较差，因营养不良和工作繁重，他得了浮肿病。为了把整风工作搞好，他不顾有病在身，经常深入农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受到了县委和群众的普遍赞扬，被评为省委工作队的“五好”干部。

1961年10月，乔玉林从合浦调任海康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在海康县围海造田时，他的脚肿得很厉害，还坚持跳进海水里，同群众一起干，七天七夜没有睡过安稳觉，群众赞扬他说：“凡是对人民有利的事，乔县长都拼命干。”

1964年8月，乔玉林调回广东省政法干部学校工作，担任学校的行政处长。1968年10月，乔玉林和学校其他领导在英德茶厂干校学习。从干校回来后，乔玉林又立即投入到新建广东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建校工作。他和领导同志一起勘察地形，选择校址，规划设计，夜以继日地奔忙。施工开始后，年逾60的乔玉林带头参加劳动，栽花种草，他亲手种植的芒果树就有40多棵，广大教职员工称他是学校的“奠基人”。

1984年8月，乔玉林身患胃癌后，他以极大的毅力同病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患病之初，院领导多次催促他住院治疗，他怕花费医药费太多，一推再推。病情加重后，他为了不给单位添麻烦，辞掉单位派的小车，提前起床和老伴一起乘公共汽车到医院去就诊。病危时，院领导派专人看护他，他几次给院领导恳求：“院里工作忙，不要再派专人看护我了。”就是这样，乔玉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关心的是党的事业，心里想的是别人。1985年5月25日，乔玉林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终年76岁。